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逐步深入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近两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速度显著加快。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银行业绿色信贷余额超8万亿元，其中，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达7.01万亿元，较去年年初增长16.42%。中国的绿色信贷已经占国内全部贷款余额的10%。另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从2016年年初到7月25日，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已经达到1140亿元，占到全球同期绿色债券发行量的45%；国内首只基于碳效率的交易型指数——上证180碳效率指数也于去年正式发布，进一步丰富了指数体系，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投资标的。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依旧不够完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亟须金融领域有更多作为。而将绿色金融这一议题加入到G20的探讨中，也将有助于世界性的合作与交流。
连接“金融”与“环保”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也要求“‘一行三会’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支持环境服务业发展的金融政策”。
通过杠杆作用和资源配置的功能，金融可以引导资金流向，在环境保护和项目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进而影响绿色发展。
目前，发展绿色金融在国际银行业已成为共识，其中以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为主要标准。该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额度超过1000万美元项目贷款时，需综合评估项目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并利用金融杠杆手段促进项目与社会和谐发展。
截至目前，采纳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已超过80家，囊括了摩根大通等世界主要金融机构。我国的兴业银行也于2008年公开承诺采纳赤道原则，并与其中57家银行展开延伸合作。
值得关注的是，在2009年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不仅提出在2020年年底要把碳排放强度（单位GDP）减少40%至45%，也提出要把清洁能源的比例提高到15%。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表示，要实现这一目标，从2015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可能要面临接近2万亿元的年融资需求，而根据最新发布的报告《2013中国气候融资报告：公共资金机制创新》，相关资金缺口则超过每年2万亿元。此外，构建“新型城市化”在环保方面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粗略估计，在未来1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投资需求总额约为40万亿元，相当于每年需要约4万亿元的资金支持。这其中，公共资金占比通常不到30%，其他来自私营企业的部分资金预计将达到2.8万亿元，需要建立新的机制来吸引和撬动这些潜在私人资本进入绿色环保产业。
如何撬动如此庞大的资金？目前具有的共识是，银行业最具规模效应和专业性，能够降低民间资本参与绿色投资的风险和成本，为了促使银行尽早优化资产配置，减少对污染性行业的投资，应推动其对绿色行业的投资。
绿色信贷意识觉醒
可以观察到的是，近几年来，银行发展绿色信贷的动力有了细微的变化。某商业银行的相关人员表示：“原来更多的是监管要求，或者银行一把手的观念。现在，随着环境变化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与日俱增，外加国内外量化测试都反映出环境变化将给银行业带来潜在风险。站在风控与盈利的立场上，也必须提前布局绿色信贷。”
此前，中国工商银行受绿金委委托，自2015年年初开始进行《环境因素变化对银行信用风险影响的压力测试》课题研究工作，通过量化测算环境因素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为信贷产品定价提供环境风险因素的衡量依据。
在体制机制方面，兴业银行总行设立环境金融部，在全国33个一级分行设立了环境金融中心，并在二级分行配置专职的绿色金融产品经理。截至2016年6月末，该行累计投放绿色金融融资突破9000亿元，余额超过4300亿元，支持6000多个节能环保企业和项目。
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由于银行仍然是金融业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对环境因素的风险敞口最大的金融部门，我国银行应该率先探索环境风险的压力测试。
他谈到，具体来说，我国银行至少应该考虑如下三种情景下的分析：第一，环境标准和执法力度提高对高污染企业贷款质量的影响。第二，未来如果开征碳税，将会进一步提高高排放企业的成本，降低其利润，推高其贷款的不良率。第三，2017年全国碳交易市场启动，被覆盖的高排放企业如果不能按要求减排，就需要到碳市场购买额度，同样会导致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和贷款不良率的提高。对这些情景进行压力测试，可以使银行提早识别环境风险转化为信用风险的渠道和量化两种风险之间的关系，并可能衍生出银行内部支持绿色项目和抑制污染性投资的转移定价机制，即在对污染性企业贷款的融资成本中加入“环境因素导致的信用风险溢价”。
相关数据也在验证上述观点。以工行、建行2014年6月末的数据为例，其制造业行业贷款不良率分别高达1.85%、3.18%，比其全行平均不良率分别高0.73个和1.69个百分点。而同期，两家银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行业的不良率分别仅为0.02%和0.06%。
绿色债券市场高速发展
和银行贷款不同，债券市场期限较长，能够有效地提高中长期绿色项目的融资可获得性。比如，我国银行的平均负债期限为6个月，因此，如果为长期绿色项目提供大量的信贷，就会面临严重的期限错配风险。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发展绿色债券市场。此外，绿色债券还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并为机构投资者和其他民间资本提供更多参与绿色投资的渠道。
近年来，中国绿色债券市场高速发展。2014年5月，由浦发银行和国开行联席主承销的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附加碳收益中期票据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这也被认为是国内首单绿色债券问世。发行金额10亿元，期限5年。今年，浦发银行已成功发行三期绿色金融债券，规模共500亿元，达到监管核准的额度。
最新数据显示，从2016年年初到7月25日，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已经达到1140亿元，占到全球同期绿色债券发行量的45%。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专家估计，主要由于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爆发性成长，今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的增长可能在60%以上。
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遥认为，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绿色债券市场正当其时。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5年，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至少要达到10万亿元，而这些融资有望通过绿色债券来实现。她建议，未来还应该进一步构建绿色债券评价体系，培育绿色投资者，推动政策支持。
弥合信息不对称
相比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其背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夯实，尤其是第三方评级机构数量较少，标准也没有得到统一。
正如王遥所谈到的，目前，包括绿色债券在内的绿色金融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依旧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可以参考的是，赤道银行对借款人建立环评信息公开披露机制作出了明确规定，并要求其建立投诉机制，充分考虑项目利益相关方意见。在项目环境和社会影响方面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评价要求和工作流程，制度体系广泛全面，制度执行也较为严格，要求环境风险较大项目需撰写独立的评估报告。
相比而言，国内金融业尚未对单个项目信息公开披露作出明确规定，而是以“社会责任报告”等形式选择一些项目案例公开发布。环评标准体系普遍较为简单，评价广度不足，公众参与度较低。此外，国内金融业在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估和审查环境影响方面缺乏硬性要求。
对此，马骏一直呼吁，如果投资者不知道哪家企业是绿色的，哪家企业是污染性的，即使有绿色偏好的资金也难以找到投资项目。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手段是要求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尤其是应该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
需要政策引导和支持
除了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尝试之外，实现绿色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更多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具体来说，就是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同时降低污染性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进而影响金融机构的收益。
7月，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称，会议认识到，“为支持在环境可持续前提下的全球发展，有必要扩大绿色投融资”。
事实上，关于政策性协调，早在2012年银监会就印发了《绿色信贷指引》，该文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参考了赤道原则，要求银行在环保理念、政策制度、组织管理、流程管理等方面加强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及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支持。2015年，银监会、国家发改委印发《能效信贷指引》，鼓励和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能效产品和服务创新。在融资方式上，鼓励商业银行提供包括债券承销、融资租赁、引入投资基金等多种融资方式，并积极探索以能效信贷为基础资产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推动发行绿色金融债。在担保方式上，鼓励商业银行以应收账款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等方式缓解节能服务公司有效担保不足、融资难的问题。同时，由央行牵头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的编制工作已基本完成，绿金委也已向证券法修法小组提交了增加“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条款”的建议，国家发改委也发布了《绿色债券发行指引》。
不少地方政府也建立清单制管理，明确支持方向和重点领域，实现资金精准投放，切实提升支持绿色发展的质效，通过建立“重大环境和社会风险企业清单”加强风险监测和防控。
参考发达国家的做法，政府所能起到的作用远远不止于协调、引导。例如，英国为符合绿色环保政策的小微企业贷款提供80%政府担保，而巴克莱银行借绿色金融产品优势拓展了大批小微客户，实现了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双赢等。这些经验，都值得在绿色金融领域刚刚起步的中国去学习和借鉴。
当然，中国绿色金融迅速发展以及中国对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的积极推动，使中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和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的工作，已经在全球财经政策层面和金融界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不少国家和地区纷纷开始探索在本国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和建立包括绿色债券市场在内的绿色金融路径。巴克莱银行的高级官员说，中国工商银行所开发的“环境压力测试模型”是国际同行学习的榜样。另外，印度、新加坡和拉美国家都开始与中国接触，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发展绿色金融的做法和G20可以提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