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 汤维祺
摘要：
绿色金融纳入G20，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绿色金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促进我国绿色发展也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过度倚赖财政补贴等扶持政策，可能产生“监管洼地”，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为绿色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造成隐忧。
在绿色金融的语境下，市场主风险收益的考量从货币的单一维度扩展到货币、环境两个维度。金融市场原有的信息披露体系无法涵盖，导致市场难以有效地将环境影响内部化。设立强制环境信息披露、培育第三方环境评估机构，以及建立金融和环境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等，都是必要的途径。
对“负外部性”的抑制往往遭遇较大的政策阻力。但落后产能存量巨大，对负外部性的干预能够产生更显著的环境效应。在税费政策之外，明确生态资源资产产权、完善和落实生态补偿制度，以及明确环境责任赔偿制度、设立环境责任强制险，是推动存量企业全方位改变生产方式的重要手段。
除了基础制度和配套政策的支持，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成熟还需要经历培育市场理念的漫长过程。但各方关注不断提高，绿色金融将迎来更大发展。
关键词：绿色金融 发展障碍 信息披露 负外部性 绿色理念
首次作为核心议题的“绿色金融”在G20的舞台一经亮相，便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绿色金融的核心内容，是提倡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在经营和投资决策过程中，将标的项目的环境影响作为一项重要考量，从而鼓励和引导社会经济资源流向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领域集聚。本届峰会将“绿色金融”纳入核心议题，得益于主席国中国的积极倡议，也反映出全球各国对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广泛共识。
中国在G20的平台上提出绿色金融，是国内政策在国际合作平台上的延伸。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从顶层设计到市场规模，都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方案》和《“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都将发展绿色金融列为战略性优先事项。金融市场也积极响应，比如我国绿色债券市场仅用了一年就从几乎空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2016年至今的发行量已经达到全球的近40%；我国碳市场试点从2011年开始筹备到2013年上线交易，仅用了2年就完成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花了6年才走完的历程，明年全国碳市场启动后，我国碳市场在规模上也将超过欧洲成为全球第一。尽管如此，与时下绿色金融日益蓬勃的发展热情相比，目前的成就似乎还只能算是一个“序幕”。
但是纵观我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实践，却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市场对各种“首单”的白热化争夺和积极宣传，以及对日常运行情况的避而不谈和乏人问津。笔者近日刚刚参加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绿色金融论坛，会上提及最多的，一是情怀、二是责任，再有就是对政策扶持的呼吁——似乎万事俱备，只需增加补贴、放开政策限制，绿色金融就能冲破瓶颈，一举将“污水荒山”变为“绿水青山”，进而点化出“金山银山”。事实真的如此简单么？面对我国日益紧迫的环境、资源问题，面对社会各界的殷切期盼，我们有必要在快速繁荣的荣光之下，静下来仔细地思考一下绿色金融发展的一些争论与隐忧。
一、绿色金融的争论与隐忧
作为撬动私人部门资金、加快绿色转型的手段，绿色金融被寄望于缓解财政负担，同时推动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突破规模化发展的瓶颈，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持续稳定的动力。随着绿色发展相关扶持政策的不断加码和逐步落实，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布局，期待着绿色金融能够成为下一个“风口”。可是回顾过往，小微金融、PPP、光伏新能源……一个个“风口”来了又去，市场在政策的引导下创造了一个个资本神话，又在政策转向之后留下种种的问题。尘埃落定之后，小微企业依然融资困难、公共设施投资依然乏人问津，而光伏产业也还是继续要仰赖补贴才能存活。
在绿色金融的语境下，我们依稀又看到了熟悉的逻辑：绿色转型的资金需求巨大，公共财政不能也不应完全覆盖，因此就对金融市场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空间。实际效果如何？俯拾皆是的案例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金融市场从来都不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政策增幅器”。光伏产业五年之前一度成为我国产能过剩重灾区，其去产能的过程给企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乃至所有纳税人带来痛苦还历历在目。转眼之间，乘着绿色金融的风口，光伏产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又展现出展翅欲飞的态势，而背后的产业发展态势、政策激励机制与五年之前如出一辙。此外，也有迹象表明，“骗补”风波导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收紧，使新能源汽车产业立即出现了产能过剩，更令人不安的是，随之而来的锂电池等上游产业同样面临产能过剩的隐忧……这样的例子不仅在我国，在全球也都俯拾皆是。房利美与房地美两家美国的“国有企业”一度承载着“居者有其屋”的目标，书写着令人神往的“美国梦”。不料在2007年却成为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另有一家同类型的助学贷款公司SallieMae，虽然没有造成金融危机，但是它的推波助澜使得美国高等教育的学费相对于平均通胀水平不成比例的上涨，对公共资源与民众的财富都造成了额外的负担。
金融市场无疑有着巨大的力量，同时也遵循着内在的运行规律。大量逐利的主体有规律、系统性的集合，决定了趋利性是金融市场最根本的特征。由于财政税收等扶持政策往往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容易形成“监管洼地”，使套取补贴收益本身成为比实实在在地经营获取收益具有更低的成本，催生政策套利，以极低的风险获得较高的短期收益。而在金融市场逐利动机的推动下，金融资源大量涌入短期收益较高的部门，助推政策套利，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反而有碍于政策目标的真正实现。而往往政策目标越紧迫、政策的倾向性越强，“监管洼地”就越明显。而更多的“劣币”驱逐“良币”使得政策本身的稳定性降低，也就会促使市场主体采取更趋短期性的行为，形成恶性循环。而由于政策制定与调整的周期较长，无法对市场的政策套利行为做出及时的反应，导致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甚至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累积，进而引发房地美、房利美那样的危害性后果。
二、发展绿色金融首先需要内部化“外部信息”
庞杂繁复的金融工具，其核心的功能在于对市场标的的风险与收益进行分割、重组，形成不同的风险—收益组合，以满足差异化的市场需求。比如商业银行偏好风险较低、周期较短的标的；养老基金看重低风险与长期的稳健性；而风险投资则热衷于高收益、高风险的项目……但是不论哪一类主体，在市场动力的驱使下，都竭尽所能深入了解标的项目的每一个毛细末梢，尽可能地实现信息的对称。传统的金融市场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监管规则，为货币意义上的收益与风险相关信息的对称性提供了基本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总体成本。
而在绿色金融的语境下，收益与风险的匹配从货币这一单一的维度扩展到了货币与环境两个维度——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不仅需要考虑货币收益和风险，还需要考虑项目产生的环境效益及其不确定性，并在这四者之间寻求平衡。然而关于环境效应和风险的信息却没有纳入现有金融体系的信息框架。因此在同等的货币收益和风险相同的条件下，单靠金融市场自身无法识别环境效应的优劣。财税补贴等优惠政策能够改变企业和项目的收益，提高市场吸引力。但在同样受到补贴的企业之中，金融资源更倾向于流入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地方，而无法识别其是否真的产生了环境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政策套利的空间。从这个角度出发，绿色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首先需要的是将“外部信息”内部化。
在没有一整套信息披露要求和体制，提高环境收益与风险等相关信息的透明化，金融市场的机制就无法真正将环境效益纳入考量，因而绿色金融体系与市场的发展也将始终停留在形式上、表面上。强制披露环境影响信息、明确披露标准和要求、设立独立第三方环境影响评估机构，以及完善评估机构管理规则等等，都是有效的途径。此外，由于环境效应的评估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依靠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自身的力量识别标的项目环境效应的优劣，不仅成本过高，也缺乏公信力。建立环保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也是发挥环保部门技术优势、降低市场运行成本的有效手段。
三、绿色金融更需关注“负外部性”
绿色金融的发展之所以与政策扶持密不可分，原因就在于绿色金融关注的环境效应具有“外部性”：一方面绿色产业优化环境、节约资源，可以为全社会带来有益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无法体现在货币化的收益当中，也即存在“正的外部性”；反过来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产业或者生产方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往往无法充分地反映在经营成本中，即存在“负的外部性”。“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失灵，使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供给不足，或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供给过多，因而需要通过政策干预的措施将外部性的影响货币化，并反映在产品价格中，即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目前绿色金融市场更多地关注具有“正外部性”的产业，如可再生能源、污染治理、节能减排等产业，通过补贴等扶持政策内部化其带来的有益的环境影响。相反，对于高污染、高排放行业，以及管理粗放、资源浪费、污染严重的生产方式的“负外部性”关注则相对较为有限。对负外部性的干预传统上大多采用高额税收和收费等“负向激励”的形式，往往会遭遇到较大的政策阻力。碳市场的设计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尽管所有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指出碳配额拍卖分配能够产生更好的减排效果，并帮助市场更健康地发展，但不论在欧洲、美国还是中国，碳市场成立之初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免费发放配额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降低政策阻力。即便如此，在企业的“积极争取”下，配额分配依然还是常态化地过剩，成为威胁全球各大碳市场平稳性的首要隐患。此外，在地方保护主义下，政府的行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负向激励”政策的有效执行造成障碍。相比之下，正向激励尽管会造成较大的财政压力，但同时也能够大幅度地降低政策阻力。然而如前文所述，设置不合理的“正向激励”可能导致的政策套利，以及由此产生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妨碍政策目标的实现、造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并通过金融市场的作用积累系统性风险。
考虑到长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积累下来的大量传统产业和落后产能，不难理解对负外部性的干预能够产生更显著的环境效应。在税费政策之外，明确生态资源资产产权，以及完善和落实生态补偿制度，是推动存量企业全方位地改变生产方式的重要手段。其中，前者的作用是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确定主张权利的主体；而后者则是为环境生态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两者相配合的效果，就是通过向当地居民为主体的生态环境权利主体提供“正向激励”，来实现对污染企业的“负向激励”。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上述两项体制机制建设目标，在《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方案》以及《“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都被提到了很高的地位。此外，明确环境责任赔偿机制、发展强制环境责任险，也是利用市场的力量控制负外部性，并降低环境治理风险和成本的必要手段。
由于负向激励不存在政策套利的空间，因此如果能够切实落实，将会为我国绿色发展，以及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市场打开完全不同的局面。
四、绿色金融的“发展理念”需要长期建设
信息和产业基础的完善，加上政策的配套扶持，无疑能够加快市场的发展。但即便万事俱备，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成熟还需要经历培育市场理念的漫长过程。“市场理念”看似虚无，但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市场主体的行为。比如在绿色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欧洲市场，“赤道原则”等环境标准已经逐渐成为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行的行业准则；而统计数据表明，欧洲资本市场中社会责任投资（SRI）占比达到了25%。在今年7月中国银行境外发行30亿美元等值绿色债券的路演中，欧洲投资者专场约70%的问题都是围绕着标的项目是否能够确实产生有益的环境效应，并在确认债券的“绿色认证”之后，欣然接受了其比当时同等评级债券较低的利息水平。
尽管与欧洲市场相比，我国金融市场的绿色理念显得非常薄弱，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同时也是承受着最严重环境、资源、气候风险的经济体，坚持绿色发展、推进节能减排，已内化为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意愿。时下，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关注绿色金融，引导更多的资金进入绿色环保产业，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呼吁加快完善环境评估与信息披露等机制，夯实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基础；而绿色发展相关政策的顶层设计也在不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被列为“十三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们有理由期望绿色金融体系将会获得更大规模、更加健康的发展，并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转型，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兴业研究”，兴业经济咨询研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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