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 汤维祺
绿色首次纳入G20
7月24日，2016年第三次也是9月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前最后一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闭幕。在会后发布的公报中，绿色金融作为重要议题赫然在列，成为一大亮点，这也预示着9月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将纳入绿色金融的议题，而相关准备工作已近完成，绿色发展也将从全球“认知”走向全球“行动”。
随着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紧缺、气候变化等危机日益紧迫，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改变经济生产方式、推进环境友好与资源节约的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尤其是在全球陷入金融危机、增长动力不足的环境下，各国在努力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着力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寄望于以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为特征的绿色经济能够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持续稳定的动力。2015年12月签署的《巴黎气候协议》促成了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协议的达成，显示了全球搁置争议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危机的决心，但其“柔性”的减排目标的约束力与执行力始终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在中国的倡议下，2016年的G20峰会将讨论绿色金融与气候资金等问题，并于2016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成立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旨在识别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机制和市场障碍，研究如何提高金融体系动员私人资本进行绿色投资的能力。G20峰会对绿色金融和气候资金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进一步做实了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标志着全球气候、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模式进入到了更强协调能力和执行力的新阶段。中国自2015年12月接任G20主席国以来的积极倡议和推动，加快了这一进程，在全球绿色发展的进程中打下了中国印记。
中国开创全球绿色发展新格局
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我国也是承受着最严重的环境、资源、气候风险的经济体之一，大面积雾霾等严重的环境问题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两会期间凝练地将其归纳为“PM2.5直接关系幸福感”。因此，坚持绿色发展、推进节能减排，已内化为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意愿。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统计，2015年我国实现煤炭消费和能源使用碳排放双下降，带动全球能源部门碳排放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已经一跃成为领导者之一。而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下，国内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产业基础和市场都在快速成长——我国正在引领全球绿色发展的新格局！
中国对全球绿色发展的“引领”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全方位推进绿色发展顶层设计。在国内，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的引导下，“绿色发展”首次写入“十三五规划”，并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意味着中国国内绿色发展的一系列顶层政策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都将在十三五期间获得迅速推进。在国际上，我国不仅促成了G20将绿色金融纳入核心议题，也在我国地区合作战略中提前布局了绿色发展与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机制，包括南南合作基金、丝路基金、新开放银行、亚投行等，并将构建国际能源供应体系新格局、增强经济、能源与气候领域南南合作作为重要目标。
第二，绿色金融市场发展引领全球。截至2015年，我国银行业绿色信贷余额约8.1万亿，占各项贷款余额的9.7%。其中，兴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4000亿，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高达18.0%，在我国银行业中独占鳌头。而绿色债券市场发展更是迅猛，201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发行绿债549亿元，占全球绿债发行量29.3%，遥遥领先于其他经济体，截至6月底中资机构在境内和境外市场的绿债余额合计占全球8.6%，仅次于欧盟和美国。而预计到今年年底，我国绿债发行总规模有望达到3000亿元，将占全球的半壁江山。
第三，碳市场规模将领先全球。自2013年深证碳排放配额交易启动至今，我国碳市场先后在7个省市开展试点，探索交易规则和管理体制、强化能力建设和主体培育。随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全国碳市场建设也已全面进入快车道。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全国碳市场将在2017年启动，届时将覆盖约40亿吨碳配额，超越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EU-ETS）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碳市场的发展成熟，将在优化国内的减排行动的同时，也能够为广大发展中经济体构建基于市场的气候、环境治理体制提供可借鉴的范本，更可以为跨区域、跨国的低碳合作提供市市场化的平台。
绿色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
2016年，无论对我国还是全球的绿色发展，都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环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全新格局下，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虽然仍面临诸多挑战，但更充满了机遇。
对全球而言，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方面是全球共识的执行问题，2016年底将进行《巴黎协议》操作细则与落实进程的谈判，来之不易的国际气候合作框架能否存续面临挑战。《巴黎协议》前各国递交的自愿减排贡献预案（INDC）与2摄氏度温控目标尚存在较大差距，而《巴黎协议》自愿性减排机制的约束力也无从保证。第二个方面是捉襟见肘的财力问题，气候与环境治理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倚仗政府的扶持，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财政状况趋紧，支持绿色发展的财力捉襟见肘。第三个方面是发展权利与治理能力不平衡问题，根植于全球政治经济的南北不平衡格局，给绿色发展带来最大的阻力。发达经济体经历两次工业革命获得了经济上的先发优势，导致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消费上出现严重失衡；而发展中经济体则极力争取自身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不断扩大着自身的与碳排放“版图”。在环境治理与资源节约领域，发达经济体握有技术优势，并期待能够成为产业利润增长点；而发展中经济体则是最大的环境治理技术需求方，但却面临着环境保护资金严重缺乏的问题。两方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决定着全球绿色发展能否顺利推进。
尽管如此，绿色发展仍然充满机遇。从国际上来看，气候环境问题持续恶化使得各国民众对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进一步强化；同时，绿色环保与节能技术和产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绿色经济这一全新的领域；加上全球后危机时代增长乏力，急欲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绿色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得到了各国政府的支持和推崇。2015年签订的《巴黎协定》中，各国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态度从“被动的强制减排”到“主动的贡献”的改变，便是最生动的例证，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同意绿色纳入G20平台，显示出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共识逐渐从认知层面延伸到了实践层面。
从我国来看，“绿色”首次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纳入了“十三五”规划，在“十三五”规划中出现的四处“最严格的……”表述都直接或间接与环境有关：第一处是“坚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第二处是“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第三处是“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第四处是“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透过“最严格”，一些人看到的似乎只是成本，其实其同样意味着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曾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了绿色发展所带来的发展新机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的，当每一个人都愿意为环境付费的时候，其所对应的另外一面，就是节能环保产业将获得巨大发展空间。最近两年，我们已经看到电动汽车销售状况明显好于传统汽车；绿色节能家电成为了普通老百姓的首选；节能环保股票的估值也比传统产业要高得多……
社会的共识和中国政府的决心，已使得我国“减排市场”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吸引了，使得支持绿色发展的国际合作也呈现出更为喜人的势头。截至2016年6月，我国境内完成CDM项目1492个，签发核证减排量（CERs）共计9.7亿吨，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超过60%。通过《京都议定书》下的CDM机制，我国获得了大量减排资金和技术。虽然在《巴黎协议》框架下CDM机制已名存实亡，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资金和技术合作机制的渠道却由此打开并进一步强化了。在《巴黎协议》签署后的短短半年时间里，我国已通过各种途径的国际合作吸引了大量资源。2015年9月的中美第二次气候变化高层战略对话中，中美部分企业在美国保尔森基金会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倡议和推动下，共同投资设立中“美建筑节能与绿色发展基金”，通过跨境的公私合作关系（PPP）创新模式，促成并加速美国节能环保技术与经验在中国市场的应用，从而提高能效、减少排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同时鼓励中美跨境协同创新，共同创造绿色就业机会，并且于2016年6月第三次战略对话期间，签署了首批价值200亿元的合作项目；而欧盟也于6月与中国新达成了一项1000万欧元的合作项目，旨在加强欧盟与中国在碳排放交易方面的合作。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兴业研究”，兴业经济咨询研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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