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容:中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中应扮演什么角色

《北大金融评论》2020年第1期2020年02月26日11:12分类:分析报告

过去四十年来,尽管全球变暖占据科学界的主流,但反对的声音同样此起彼伏。无论如何,地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是不争的事实。极端天气或将深刻影响人类的未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利益的分配,都至关重要。

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战略研究处处长王清容日前在《北大金融评论》2020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绿色金融走出去》,介绍了全球变暖和减排的争论,探讨了中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中应扮演的角色,以及中资银行境外业务应实施的绿色信贷策略。本文为原文节选,敬请阅读。

文/王清容(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战略研究处处长)

应对气候变化

是展示中国多边主义立场的重要舞台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气候协定》,到2019年进展甚微的马德里会议,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框架越来越难以达成一致行动。主要国家的立场分歧明显。

碳排放总量最高的15个国家占全球碳排放的72.2%,其中,中国排放总量占全球的30%左右,中美印俄日占比近60%。全球排放最高的几个国家中,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最积极的法国等欧洲国家,本身碳排放水平较低,且持续下降。中国目前是全球排放最大的国家,成为巴黎气候协定最有力的拥护者。有句玩笑说,中国不参加的环保类国际会议,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力。

作为全球排放总量最高的大国,受到了很多关注和批评,对气候变化议题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推动方,显然是中国的明智选择。一是中国承担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义务,单位GDP排放较基期下降近50%,已提前完成了承诺的任务。二是在当前的国际治理体系下,尤其是在贸易争端的背景下,美国越采取孤立主义,我们就越应坚持多边主义。与欧盟主要国家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显然有助于拓展双方在其他国际议题上的合作。三是中国目前在新能源领域具有较为明显的产业优势。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风电设备制造、水电工程、超高压输电、核电等行业在技术和成本方面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四是中国经济本身受到的环境压力在迅速上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在成为共识。尽管中国的关注重点是污染治理,与法国人热衷讨论的气候变化本身有很大差异,但同是环保议题,比较容易形成共鸣。

中国同样需要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发声

全球气候大会和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多哈谈判面临着类似困境,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法就双方合理分担责任达成共识。应对气候变化具有显著的公共品属性,由于短期内无法形成全球转移支付机制,为不发达国家采用清洁能源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真正形成一致行动,还需要很长时间。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制定的全球减排义务,对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气候变化也被很多发展中国家斥责为“环保暴力”。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一路伴随着排放的急剧上升。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经历类似的过程。根据世界银行研究,70%的碳排放来自于基础设施和建筑物。未来几十年,全球大部分基础设施投资会发生在“一带一路”国家。全球减排压力会部分从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转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量发展中国家。

“一带一路”上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如何发展?一种是限制其发展,就像奥巴马说的,中国不能与美国人过一样的生活方式。类似地,“一带一路”国家人民也不能像中国一样发展,不能过上欧洲人、美国人一样的生活,因为地球承受不了。另一种是允许其发展,通过提高要价迫使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承担更多义务,补偿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减排受到的经济损失。同时推动建立更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增加新能源投入,降低新能源成本。很显然,限制“一带一路”国家发展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更不符合当地人民的利益。“一带一路”国家有发展的权利。在减排和绝对贫困、社会动荡之间,显然应该允许落后国家优先解决基础设施瓶颈、满足基本能源需求。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实现清洁发展,对全球都是有利的。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继续与发展中国家保持友好合作,对于中国应对未来的重大国际政治经济挑战十分必要。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为所有发展中国家争取合理的减排义务,是中国应当担负的道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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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姜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