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绿色金融的理念解决垃圾分类问题
——城市环境与经济长周期历史演变的几点思考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绿色金融是以金融理念来引导改变长期投融资行为的整体生态，促进绿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框架，有很大的应用场景，其中就包括垃圾分类这一场景。
绿色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解决短期和长期的期限错配。在理论上，受西方环境经济学的长期影响，解决外部性问题似乎是绿色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相比于初始状态，加入外部成本后，环境问题似乎就消失了（就经济学中的效率标准而言）。
比如，就理论上，让老百姓来承担垃圾分类的成本后，垃圾产生量就会下降到合理水平。其实，这只是一种理想条件。在现实中，有两方面的约束。
一是外部成本不容易内部化，其中有很多原因，这里其他的原因不展开，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毛利很低，任何微小成本的引入就足以摧垮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是否还能实现社会意义上的最高效率，就值得怀疑了；
二是外部成本内部化后也未必解决环境问题，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企业承担外部的环境成本了，但却不能“独享”环境保护的收益，很多文献试图证明成本与收益是对等的，比如波特竞争力假说就证明环保搞得好的企业竞争力也更强，不可否认，这个成本-收益机制的确是存在的，但事实上，很多企业在付出环境保护成本后往往等不到竞争力变强的那一天。也就是凯恩斯所讲的“在长期，我们都已经死了”。
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期限错配问题，放在资本市场中来看其实很容易理解。在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之前，企业等个体很难实现大规模经营，其原因就在于企业的大规模经营需要长期资金（投资），但资本市场却只能提供短期资金（储蓄），如果没有银行居间其中将众多短期资金搭配成长期资金，那么就根本无法想象企业可以开展大规模经营。所以就此而言，理论上将利率界定为资金的成本，并通过市场实现均衡的过程并没有错，但在现实中仍然需要这么一个解决期限错配的金融机构。
所以，我们可以从金融，以及绿色金融中找寻解决垃圾问题的途径。将金融引入绿色发展，在G20的白皮书中，首先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正是期限错配问题，绿色发展所需资金周期更长，因此除了收益之外，期限错配的挑战或矛盾更大。怎么解决呢？目前的一种解决办法是进一步提高绿色项目收益，以此来对冲解决期限错配所产生的成本，另一种办法就是绿色债券或资产证券化，用更低的资金成本来对冲风险，形成风险溢价。
就垃圾分类而言，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资金的期限错配，但在效用层面上有期限错配的影子，居民当期在垃圾分类上的投入（等同于短期储蓄），可以在长期产生收益或效用（等同于长期回报）。
这里面同样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长期收益可预期吗？比如通过垃圾分类提高房价，这样的收益也许存在，但需要通过时间证明；二是长期收益即便存在，与短期投入相比，仍然是错配的，怎么办？
一直以来上海在执行绿色账户制度，其实是符合期限错配理论的，具体做法是用毛巾肥皂等“小恩小惠”来直接兑现短期投入的收益，政府通过短期投入来获得长期收益，本质上是有利于解决垃圾分类过程中的期限错配问题。
但问题是，这个绿色账户机制没有考虑“中间人”的收益，在资本市场中，这个中间人就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要知道，银行金融机构正是受“利息差”这一利益驱动，才愿意承担这个资金中介的任务。绿色账户制度的中介是政府，虽然也有一些政绩上的激励，但总体上这个制度没有做到各方的“激励相容”，因此注定是要失败的。后来绿色账户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说明了这一点（如绿色账户登记者开始“微寻租”）。
那怎么办呢？目前的解决途径是立法，从激励机制走向惩罚机制。立法的确是一个办法，在无法解决期限错配的情况下，就执行严格的法律，用执法成本来取代“中介成本”。但惩罚机制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标准问题，如果有明确的标准，法律的执行就比较有效，但就目前情况看，在分与不分的标准上是比较容易明确的，而在如何分的标准上却不容易明确。比如，在一整袋垃圾中，如果混入一些不符合标准的垃圾物，执法者其实很难识别，最后的结果将形成“逆向选择”，造成法不责众。
所以问题的症结仍然在于如何解决期限错配，近期开始出现一个值得研究的“新事物”，那就是“代扔垃圾服务中介”，居民购买第三方服务来解决垃圾分类问题，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新事物是否有生命力，但值得肯定的一点是，这为解决期限错配提供了一个市场出口（之后可以演化为资本市场出口），通过第三方中介服务，社会长期的环境收益就化整为零，与短期的垃圾分类努力相对应。如果垃圾分类的执行够坚决，以及执行范围够大（覆盖所有城市），那么服务中介市场就会够大，产生够多的规模效应和收益，最终通过某些绿色金融的政策手段，将这些服务引导到资本市场中，或许将成为立法之后，通过再次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当前垃圾分类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