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
据权威部门披露，进入供暖期后京津冀地区新增了30%左右的污染物排放量。这其中，城市供暖设施落后、农村城郊散煤取暖是主因。尽管京津冀地区采取措施实行“煤改电”、“煤改气”，但据报道，即便治霾声一片，由于去年下半年的高煤价，在邯郸、邢台市郊以及国道沿线，小煤场依然有生意做。散煤取暖后果不容忽视，要知道，烧一吨散煤的污染比一吨电煤高10倍。
治理雾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成本问题。如果不利用价格工具，对污染气体排放的成本进行精确核算和合理分摊，就会导致雾霾治理事倍功半，即使有好的政策、好的措施，效果也难以持久。
环境治理要求“谁污染，谁治理，谁埋单”，原则虽然简单明了，但在界定谁应当承担污染责任上困难重重。不能界定污染主体，就不能有效公平分摊雾霾治理成本，难免会产生“搭便车”问题，终将增加空气污染治理的复杂性。
利用价格工具尽量合理分摊雾霾治理成本，通过经济杠杆调节空气污染物的生产与排放，引导消费结构反作用于生产结构，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路径。
雾霾天气的形成是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产物。由于污染气体排放是获得相关产品与服务的前提，排放量实际上也存在供求关系。同时，污染气体排放总量控制是实现蓝天白云的必要前提，总量控制下自然产生了排放权和排放量的交易。从发达国家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成功经验看，利用价格机制合理分摊雾霾治理成本是可行的。至少有这样几条途径可以探讨:一是加快建立污染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形成污染气体排放交易价格，引导企业自发控制污染气体排放，实现污染气体区域排放的优化与分散。二是利用市场价格机制发现污染气体减排的价格，促进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主动收缩产量，通过排放权交易获得其它收入。三是提高污染气体排放相关产品与服务的成本，如油品升级、提高机动车出行成本、安装空气净化装置、收取差额累进排污费等，引导企业理性生产和个人节能消费，并适当通过财政转移兼顾低收入人群的合理利益。四是运用税收杠杆，调节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产品资源消耗，抑制下游产业相关消费。
治理雾霾的成本必须由合理的价格工具来分摊。治理雾霾不是免费的午餐，如果所有人、所有企业仍然希望在雾霾治理中“搭便车”，希望“别人”去治理，而不愿正视自身在环境保护中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与成本，那么最后的公平就只能尴尬地体现在雾霾面前“人人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