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红 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绿色金融和“一带一路”是我国两大战略性国策，二者需要有机结合，即要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作用，支持“一带一路”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推进国内经济绿色转型。
一、“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投融资机遇与风险并存
(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融资市场巨大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站在全球高度、盘活区域内各种资源、推进国家全面改革开放、促进与周边国家彼此开放与互利合作的战略安排。自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就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领域，积极推动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目前，仅在亚欧大陆上，已经规划的铁路、公路、电力、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需求，已经高达6万亿美元。
根据亚投行和世界银行预测，到2020年之前“一带一路”基建投资总需求[1]在每年8000亿美元上下。仅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占各国GDP的比重就达到6.52%，其中南亚地区高达11%，“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融资市场巨大。
(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风险不容忽视
一是地缘政治风险较高。该区域的战略位置和价值非常重要，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中东欧都是大国角力的焦点，如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欧盟的“东部伙伴计划”、美国的“新一带一路”[2]和“印太走廊”等。美、俄、欧盟等在伊朗、叙利亚、乌克兰等问题上博弈激烈，地缘政治关系相对紧张，区域和国家风险显著。
二是宗教、民族问题突出。“一路一带”国家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地区，文化习俗多样，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意识形态差别很大，宗教、民族、种族矛盾与冲突，有易突发、多样、复杂化、长期化特点，特定事件爆发，可能对周边国家乃至多个国家产生较强的国家风险外溢效应。
三是金融环境较差。中国—东盟(10+1)经济内部分化明显，其中，人均GDP差距超过50倍(2015年新加坡人均GDP5.3万美元，柬埔寨仅为1000多美元)，远高于欧盟内部15倍的水平，区域货币金融合作难度较大。部分沿线国家系统性风险高，金融机构进入时面临高成本、低收益、币值不稳定、风险大等一系列风险因素。
四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环境与社会风险日益突出。部分国家水资源短缺，森林植被覆盖面积较小，生态环境脆弱。我国自1998年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50多倍，但同时，因环境与社会问题引发投资争议甚至失败的案例也明显增多。近年来，中国公司积极在世界各地采购木材、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采矿业等资源性投资比重也日益上升，使中国企业屡屡遭遇“环境威胁论”的指责。例如，中国某石化企业在加蓬国家公园进行石油勘探，某钢铁企业计划对马达加斯加自然保护区进行港口和道路施工，均受到加蓬和马达加斯加环境部门抗议与处罚，缅甸一些少数民族特区政府已不愿意让中国企业去开矿，这些均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二、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
(一)基础设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需要充分考虑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既要有足够的环境资源支撑，还要保护生态环境。一般讲，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运营周期更长，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有时甚至是不可逆的影响。比如，河流大坝建设，对于被淹没的文物古迹、生物多样性、河谷地质地貌等的影响；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砍伐森林、开山凿洞，对植被、地下水、动物迁徙等也会产生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肥沃农用地的占用，地下管道铺设不当和绿地的减少，增加了城市内涝的频率等等。因此，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需要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有利于防灾、减灾，减少对生态的影响和破坏。
(二)基础设施可持续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基础
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动脉”，其可持续性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提供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通讯条件以及生产条件，从而降低贸易成本，吸引资本流入，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因此，基础设施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可持续的基础和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周期长、规模大、外部性强等特点，多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开展会对生态环境、能源资源、居民生活等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部分项目的实施还涉及到历史文化遗迹和自然风景区的保护。因此，基础设施对环境社会的可持续，是人类对绿色、健康、稳定的生存环境的要求，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三)基础设施可持续的核心是减少环境影响、提高服务效率
从1978年挪威前总理提出“可持续”这一概念至今，世界上已经形成了多达500种可持续的相关标准及认证。例如，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提出的“绩效标准”，国际性银行集团联合倡议的“赤道原则”，及相关机构提出的“负责任投资原则”等。这些标准重点目标是减少投资的环境与社会风险，促进投资项目与环境、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成立于2008年巴塞尔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会(GIB)是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可持续、弹性基础设施的发展和融资的机构，建立了“可持续弹性基础设施标准”(SuRe)、“可持续性和弹性信用评级”工具(目前仍在试用优化阶段)等。GIB认为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指以一种不会浪费资源、尽量减少或避免环境损害、促进社会平等的方式满足服务需求的能力。其特征包括:保护自然资源及其多样性，减少环境影响，增加服务价值，促进社会包容性和平等性，提升透明度和责任感，加强人权和劳工权利，改善工作条件。SuRe标准包括环境、社会、治理三个方面共76项标准，以增强基础设施的适应性，提升社会利益，限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GIB认为弹性、可持续的基础设施不仅是经济运行的关键组成部分，而且可降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负面影响，构成了数十亿人的生存基础。
因此，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是减少环境影响、提高服务效率。具体讲就是在建设基础设施的过程中，要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不仅满足当代人发展和防御灾害的需求，而且不对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构成伤害。在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经济、环境、社会、利益相关方等各方面的发展特点，增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节能减排、资源利用、防灾减灾等方面的能力与效率，扩展项目的作用范围与周期，满足几代人的实际需求。如在城市排水系统建设方面，要做好长远规划和系统性规划，在解决眼前问题的同时要考虑极端天气发生时系统的应对能力，避免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内涝等灾害。
三、“一带一路”可持续基础设施需要金融大力支持
(一)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较大
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般高于同类传统基础设施投资，但在项目运营的整个生命周期却能获得环境与社会风险降低、运营和维护成本下降等带来的好处，可获得长期的回报。根据麦肯锡研究报告，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至少比传统项目高出6%，比如哥伦比亚公路扩建项目。根据麦肯锡估算，2015-2030年，全球每年需要7.7万亿美元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含新项目和存量项目的可持续改造)，比目前每年3万亿美元翻了一倍还多，总量将超过90万亿美元。当然，可持续基础项目投资总量增加的同时，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低服务效率等不可持续的项目投资业将相应减少，如化石能源及其产业链的投资等。
(二)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急需创新
基础设施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项目，因此，上述估计的投资需求总量中有多少真正能吸引到市场资金，这将有赖于财政资金是否能很好的动员和撬动社会资金，推动项目落地。这类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缺乏总体规划或信息不透明。如G20经济体中仅有半数发布了基础设施情况。如果缺乏信息透明度，投资者将无法判断项目的风险、盈利等状况，从而难于做出决策。
二是风险调整收益吸引力不够。私营部门投资决策的一项重要指标是风险调整收益率。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涉及创新技术的运用及前期成本的增加，往往导致同类项目收益率相对较低。麦肯锡曾采访了50多家投资机构，风险调整收益不足是其不参与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原因。
三是缺乏切实可行的融资模式。即便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在存续期内保持较好的净现值水平，受到运作方和利益相关方的普遍欢迎，但其建设者却需要付出较大的初期投入。如何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合理分摊成本，是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融资面临的重要阻碍之一。
(三)金融机构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
基础设施融资在商业银行融资总额中占比较大，增长迅速。自2010年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每年在能源、交通、水利、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融资占信贷增量比重均在20%以上。截至2015年末，银行业对基础设施行业贷款余额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4%，占银行贷款余额的比重约20%。贷款重点支持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棚户区改造等国家战略项目。
商业银行在绿色基础设施融资的增速明显高于公司贷款增速。工商银行近年来对绿色交通、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等领域给予了重点支持，在工业节能节水环保项目、资源循环利用以及节能环保服务等领域贷款余额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截至2015年末，工商银行公共设施与交通运输物流领域的信贷余额共计2.5万亿元，增速高于同期公司贷款增速 2.83%。
商业银行积极为“一带一路”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截至2016年6月末，工商银行支持“走出去”项目142个，累计承贷金额313亿美元；储备“走出去”投资额达3673亿美元，其中，储备“一带一路”项目投资额达2092亿美元，项目涉及电力、交通、油气、矿产、电信、机械、园区建设、农业等行业。对于未来“一带一路”及亚太地区基础建设投资和互联互通所带来的融资需求，工商银行进行整体规划，提前准备金融服务方案，目前已构建起了涵盖存贷款、结算、贸易金融、资产管理、资产托管、投资银行、私人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和金融市场业务的多元化“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体系，以提供全面的全球服务。
商业银行提前布局“一带一路”金融服务网络。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工商银行境外营业机构延伸至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数达到408家。在一带一路目前包括的65个国家中，工商银行已在18个国家开设分支机构73家。其中，在沙特、印度、卡塔尔、科威特、缅甸、巴基斯坦六个国家，工商银行是唯一开展经营的中资银行。
四、绿色金融有效提升“一带一路”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竞争力的考虑
“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先行，因其投资大、周期长、对利益相关方影响较大，因此有必要以绿色金融为抓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和形象，积极推行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流程，提升企业和银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一)绿色金融需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环境与社会风险日益突出。由于发达国家环境社会责任标准较高，对于缺乏此类风险管理经验的企业往往形成绿色壁垒；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当地环境和社会标准较低或者缺失，一些环境和社会问题在投资进入阶段往往因被忽略或不够重视而埋下风险隐患，可能引发因矛盾积累集中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对企业声誉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带来较大经济损失。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统计，80%左右“走出去”的中小企业后来都不见了，大多是环境和社会风险所致。
但值得欣喜的是，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意识形态、宗教、政治、文化方面有很大差异，个别国家对中国企业在环境和社会问题上仍心存疑虑，但各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可持续发展的诉求是一致的，即都希望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的同时，保持生态环境和社会和谐；同时，环境保护和气候改善已经成为全球的共同话题，在人类发展可持续的议题上，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因此，今年我国借G20东道国的机会在各种国际平台上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绿色金融为纽带争取国际共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仅倡导经济上的互利共赢，而且寻求文化和发展思路的相互认同。
绿色金融可以在以下几方面支持和促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资金保障作用。基础设施建需要巨额的投融资需求，仅靠政府资金是无法满足的，需要建立市场化的融资方式，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股权融资等多种方式，广泛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到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二是资源配置作用。资金的有序和自由流动，是价格信息传递的关键途径，可以保证金融资本根据商业原则选择合作对象，利用市场规律确定项目优先级。同时，还可以通过结构化设计，将多元化资金需求与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金融产品相匹配，实现资源的跨期和跨区域配置。三是是金融合作的稳定和创新作用。跨区域的基建投资，需要跨区域的金融合作，需要各国的金融制度、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加强协同，加快区域性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降低汇率、利率波动的市场风险，降低投资贸易欺诈的信用风险。
(二)金融机构通过可持续基础设施标准帮助客户提升竞争力
发达国家绿色运动起步较早，跨国企业尤其是跨国金融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期望和要求。比如银行业，不仅要求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而且希望通过银行建立投融资标准，引导和督促企业的社会与环境表现。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历黄金增长后爆发环境与社会问题，80年代美国超级基金法案，到21世纪国际金融公司(IFC)可持续绩效标准、商业银行的赤道原则等，近年来，联合环境规划署(UNEP)持续推动可持续金融体系的探寻与规划，绿色金融通过标准的建立和体系的形成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更趋广泛。
通过绿色金融建立标准体系，也有利于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战略规划和推进。过去，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投资方大多只考虑本领域的短期利益，如私营部门的利润、政治决策者的名望等。绿色金融的引入，推动外部成本内部化，有利于促进人们开阔视野，审视本领域与其他领域和环境之间的长期关系，实现生产环境的可持续性，从而为可持续基础设施的建设创造良好条件。事实上，针对基础设施的完美解决方案可能面临许多难以逾越的阻碍。因此，必须要找出并商定基础设施变革的最佳比例，并且尽量减少变革带来的负面影响。无论是最佳比例，还是良好规划，都有可持续基础设施的发展标准紧密管理，绿色金融在这其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国绿色信贷标准在全球具有领先性，已被蒙古国等周边国家借鉴和实施。中国工商银行的绿色金融体系中行业绿色信贷标准和绿色信贷分类工具在全球均属先进做法，同时其也是全球少数正在进行环境社会风险压力测试的先导银行之一。基于绿色金融的领先基础，中国银行业需借鉴GIB等可持续基础设施标准，建立和完善境外绿色金融政策、流程和管理体系，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
(三)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管理机制提供金融服务
适应企业“走出去”和外贸产业发展新特点，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机制。开展国际并购贷款、工程项目贷款、国际保理等创新型业务，加强对跨境并购、杠杆融资、并购债券等产品的专业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开发境内外联动的人民币金融产品，促使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序列更丰富、服务更完善、交易更活跃，促进人民币在岸和离岸双向连通。
发挥金融机构长期管理基础设施项目的经验，通过项目评估、贷款三查、贷后管理等环节落实可持续基础设施标准，在帮助企业和项目提升绿色表现的同时，有效防范银行环境与社会风险。
(四)研发可持续客户和项目的识别工具促进绿色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建立环境上更为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来支撑可持续发展，可能会面临多重困难，并且很难一蹴而就。但是，从人类长远发展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来看，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毋庸置疑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基础设施的规划者和设计者而言，需要通过深入研究与其他领域和环境的长期关系，来确定各种可持续的关键问题，并决定需要进行怎样进一步合作来更好维护生态系统。为进行跨领域关系的分析、了解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恶化风险可能带来的挑战、阐明并对比不同项目的可能效果、展示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可以采用现有的一些数量模型工具。这种方法能帮助决策制定者通力合作，更好的理解自己所面临的挑战。它能帮助人们发展出更加可持续性的政策、了解它们的运作方式并确定需要降低的副作用。它还能帮助决策制定者阐明重大问题和可能的结果，赢得大众的支持。
就金融机构而言，对客户和项目可持续程度的识别和判断是防范环境与社会风险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个别走在行业前列的金融机构正在推动可持续客户和项目识别工具的研发工作。绿色评级与绿色指数是可持续客户和项目识别与可持续程度表征的重要工具，绿色评级是设置环境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并配合传统信用风险评价体系，有效衡量企业信用等级的方法。与前瞻性分析工具——压力测试相比，绿色评级和绿色指数都属于现实性的分析工具，绿色评级可以作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贷款、进行资产定价的依据。绿色金融在引导、促进和评价可持续基础设施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确保人类生存环境可持续性的重要战略工具。
[1] 亚开行(ADB)和世界银行(WB)预测的数字分别是7300亿美元和8000亿美元。
[2]“新一带一路”战略于2011年7月由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印度金奈提出。2011年10月，美国国务院向美国驻有关国家的大使馆发出电报，要求将美国的中亚、南亚政策统一命名为“新一带一路”战略，并将其向国际伙伴通报。这标志着“新一带一路”战略成为了美国的正式官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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